日本基建前车之鉴

2022-06-27 10:30:01作者:李迅雷
字号
放大
标准
分享

图:日圆经过大幅贬值之后,有望企稳。
 
近来随着日圆大幅贬值,人们对日本债务问题及日本经济的担忧也与日俱增。日本曾经致力基建,尤其当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,日本政府通过拉动基建等逆周期政策,让日本经济回稳。本文通过分析日本长期低迷下的政策应对的得失,尤其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得失,看看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,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
 
日圆大幅贬值的直接原因是日本没有跟随美国收紧货币。随着日本国债的下跌,日本央行反而宣布继续无限量撒钱,以购买日本国债期货的交割券,引发了人们对日本经济及日本债务危机的担忧。事实上,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确实令人担忧,安倍经济学等刺激政策也未能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,创建一种新增长模式。这说明通过政府举债大搞基建的方式并不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,反而陷入到债务泥潭之中。
 
当然,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主要是内债,而且日本还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,拥有全球排名仅次于中国的外汇储备,故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。日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幅贬值之后,也有望回稳。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日本如果只是一味期望贬值来增加出口,期望通胀来刺激消费,终究不是上策。政府支出应该更多用在年轻人身上,而非总是应付眼下的问题或增加基建投资。
 
日本早期的基建投资应该是非常有效的,对日本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例如,1964年10月1日东京奥运会前夕新干线开始通车营运,第一条路线是连接东京、名古屋和大阪之间的东海道新干线。这条路线也是全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高速铁路系统。每年约有2亿人次乘坐,其运输量占日本铁路30%、营业收入占45%。
 
如今,城际高铁在中国被归为新基建,可见日本的“新基建”要比中国早四十多年。但基建投资普遍存在“边际效用递减”的现象,即效益高的项目先建,后建的项目一般投入产出比下降。例如,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(ROIC)的中位数已经从2011年的3.1%降至2020年的1.3%。
 
城市发展具虹吸效应
 
传统的基建投资规模不宜增长过快,一定要从长计议。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人口流、物流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循环过程,如果循环畅通,则经济可以持续发展,反之则经济停滞。
 
在古代,人们通常傍水而居,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水,由此也形成了诸如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经济带。随着河流的改道或水源的枯竭,人类不得不离开原住地,迁徙他乡。而通过铁路和公路的运载量大大超过了河道,改变了过去的人口流和物流的走向。越来越多的人迁移至城市,而且主要是大城市生活和工作,故基建投资必须要顺应这样的趋势。
 
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指出,只有通过大规模的交通网建设,才能够消灭农村和城市的差距,才能解决城市密度过大问题。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逻辑演绎,实际上,日本第一条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,使得大阪人口大量流向东京,东京的人口密度反而增大了。
 
中国高铁运营时间虽然不长,但人口流向也出现了类似日本新干线的情况。如笔者曾统计过高铁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:剔除京沪高铁和沿江通道沿线大城市和省会城市,选择了36个三四线城市,计算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,并比较高铁开通前后该比重的变化程度,以反映高铁对城市人口集聚或离散的效果究竟如何。
 
不出所料,36个城市中有2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的占比出现下降,其中京沪高铁沿线下降的城市为5个,而沿江通道高达70%的城市的比重变化为负值,反映出高铁建成之后,这些城市并没有呈现出集聚人口的态势,反而出现了向外扩散的迹象。沿江通道主要行经中西部省份,沿线合肥、武汉、成都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,集聚了周边乃至全省的资源优势,因此在人口吸纳上具有天然优势。
 
几乎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,即当城镇化发展至一定阶段,必然走向大城市化。例如,日本大东京都的人口数量维持长期增长,占比超过日本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,尽管日本总人口早已出现负增长了。此外,韩国的首尔、法国的巴黎、英国的伦敦乃至美国的纽约,其人口占比都比较高。而中国的上海,由于受到严格限制超大城市人口流入政策的影响,人口占比还比较低,但这或许意味着未来人口净流入的空间还比较大。
 
而日本当年在道路交通建设上所犯的错误在于,认为把路修得越多越广,人口自然就会均匀分布在全国各地,而事实上恰好相反,高铁、高速公路发达了,并不能增加人们对迁出大城市的需求,而且人口集聚也符合规模经济的原理,人口越集聚,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也随之提高。因此,很多交通设施建设反而导致了巨额浪费,如高速公路越多,每公里的车流量就越小,高铁建得越多,高铁的载客率就越低。而且每年的养护成本巨大。
 
财政支出须提质增效
 
日本在修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的时候,是否估计到了未来人口将出现负增长,老人占比越来越高,村庄在不断消失?联合国发布的《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》中预计,到2050年日本的总人口可能减少到1.05亿左右,到2100年日本总人口可能只剩约7500万。早在2013年,日本总务省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:日本全国6000万套住宅当中的820万套处于空置状态。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官方数据显示,早在2010年的时候,日本的无人岛就已增加到了6429个,而真正有人居住的岛屿仅剩430个左右。
 
因此,田中首相在撰写《日本列岛改造论》的时候,应该没有想到四十年后日本人口减少,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被废弃,越来越多的农村只剩下老人。人们为了获得就业机会和社会公共服务,更愿意集聚到大城市。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,经济密度每增加一倍,劳动生产率提高6%;与中心城市距离每扩大一倍,利润就下降6%。所以,大城市化与人口集聚现象符合经济规律。
 
对中国而言,预计2022年总人口开始减少,尽管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、铁路里程等基建指标都低于日本,但比较人均数据毫无意义,还是应该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向总趋势来布局“智慧交通基础设施”。好在中国早就提出财政支出要“提质增效”,包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,更加注重精准和可持续。
 
在基建投资方面,中国更加强调投资新基建,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、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类。中国在新基建、新能源项目方面的战略布局较早,这也是为何如今在高铁、光伏、5G、电动车等领域已经实现全球领先的原因所在。但从目前规模巨大的专项债的投向分布看,新基建的投入比重还是偏少,不到1%。期望今后的占比能不断提升。当然,能源、生态环保、国家重大战略项目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也十分重要。总之,一定要提高基建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或投到百年大计的项目上。
 
与日本相比,中国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其中的基建投资,占GDP的比重都很高,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典型的投资拉动模式。但与日本类似的是,投资都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,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2016年达到80%以后就开始回落,基建投资占比则在2017年以后开始回落,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减弱,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。
 
尽管基建投资的占比下降,但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却在上升,原因在于社会运营成本在上升,投资的投入产出比在下降。这就需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中的“科技含量”。例如,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,ICT(指信息、通讯、软件投资等)的占比仅为10%左右,而美国已过半。说明中国资本投入的构成中,信息科技等方面的含量比较低,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 
所以,唯有坚持改革开放,坚持创新驱动,中国经济才能保持活力。这方面,日本是一面很好的镜子。
责任编辑:宫锡曼

相关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