派数字人币“红包”稳经济

2022-05-12 11:45:45作者: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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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针对发放数字人民币补贴的方式,分析建议,应向符合要求的特定群体直接发放。\中通社
 
中国从疫情爆发到今天,经历了三个阶段,分别为爆发期1.0,缓和期2.0,反复期3.0。当前处于疫情3.0阶段,病毒传染性极高,但是由于伤害性下降,加上疫苗普及率已经很高,可以进入闯关阶段,最终的目的是要“软着陆”。笔者建议在现阶段,中国的宏观政策应该做出调整,可以尝试向特别受困群体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,以形成以“民生民心”为锚的货币发行。当然,从现实操作来看,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。
 
动态清零仍然是当前符合国情的抗疫模式,但需要为过渡时期做准备。也就是说,在动态清零作为前提的情况下,需要将防控疫情的次生灾害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。现在的目标应该是“两个清零”:一是病毒本身的清零;二是次生灾害的清零。可以说,这两个清零有一个做不到,都很难说是战疫取得真正的成功。
 
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清零不是目的,人民群众的平安健康,以及在此之上的幸福感才是最终目的。在这方面,深圳与合肥做得比较好,同样是动态清零,由于一是速度快,响应及时,二是民生保障跟得上,三是广泛听取并处理社会上的各种关切和问题,因此同样是动态清零,能较好地平衡好“两个清零”的矛盾,值得其他地区学习。
 
再进一步来说,防疫是全国一盘棋,病毒防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,应该将防疫与其他几个攻坚战:扶贫、防风险、共同富裕等有机的结合起来。应该站在长期战略的角度去抗疫,毕竟疫情防控只是暂时的,总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。因此在制定和实施防疫政策时,应该要考虑到病毒清零之后,正常的社会生活能否快速恢复。
 
信贷扩张遭遇瓶颈
 
在整个防疫过程中,为抗击疫情护航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重要。但与其他政策相比,疫情时期的宏观政策难点在于,疫情防控带来的次生灾害产生的冲击是不一样的,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。以经济冲击来说,受到伤害最大的群体包括:中小企业、个体户、跨国公司、高新技术企业等。这些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生力军,吸收了大量的就业、缴纳了巨额税收、做着最前沿的创新探索工作。因为采用的是现代型、市场化和专业分工程度非常高的生产模式,企业经营生态非常复杂、精致,同时又非常脆弱,一旦资金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,在一定时间内就很难修复。
 
2020年疫情发生后,中美两国同时采取积极宽松的宏观政策以对冲巨大的外部冲击,力挽经济金融危机之狂澜。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:美国除了一般的量化宽松手段外,还史无前例的向个人账户发钱,发放主体不仅局限于美国公民,还包括在美国境内居住的符合要求的(比如有社保)居民。粗略估计,疫情以来美联储通过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的钱超过两万亿美元,其他的福利财政支出总计超过五万亿美元。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,较为成功的解决了疫情封闭期间的民生问题,使得疫情冲击期间没有发生通缩。但通胀数据创下半个世纪新高,这又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缩表的节奏,引起全球新的一轮金融动荡。
 
与美国利用美联储直接“撒钱”不同,在危机面前,中国动用的是强大的商业银行系统。在疫情1.0与2.0阶段,中国宏观政策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“战略定力”,向社会投放货币一直坚持通过商业银行的信用渠道,无论是普惠贷款或支持地方政府投资。这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,美联储向民众直接发钱,是完全的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性质,不具备任何生产性。而通过商业银行投放货币,由于银行按照风控标准仅对具有抵押品、生产能力和未来现金流收益保障的项目放贷,保证了货币派生的生产属性,最大化减少了对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两侧的扰动,在保住市场主体的同时,也保住了就业、税源和经济增长,可谓“一石双鸟”。
 
然而,动用商业银行系统投放货币也存在较大的问题:一是提高企业主体的杠杆率。相比之下,美联储给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资金是“净资产”,杠杆加在政府身上。二是要有充足的企业信贷需求,在经济下行期如果企业因为信心和预期原因不愿贷款,银行也没办法投放。三是要有足够的合格抵押品和授信项目,如果没有,银行的风控标准也无法通过授信。四是冲击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企业破产,如果大量的企业破产,银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 
财政补贴提振消费
 
在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下,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发放信贷稳增长存在着一个悖论: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与商业银行的顺周期经营之间的矛盾。这对矛盾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信贷配置扭曲,比如银行在强制要求的普惠贷款指标下,可能会出现数据造假行为,将大企业的贷款分拆成多个普惠贷款,转而为地方平台下的房贷“输血”。所有这些,都可能带来隐形债务的膨胀、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和债务违约风险的加大等风险。因此,中国依靠银行系统投放货币的模式,短期内不会像美国那样引发高通胀,但长期会累计隐性债务和高杠杆风险。如果债务违约爆发后仍然采取货币化的手段,那高通胀其实也是无法避免的。
 
须注意的是:在1.0与2.0阶段,疫情对供给侧的破坏力度和持久度并不太高,因此中国的信贷政策可以较好的稳住供给并刺激需求。但到了3.0阶段,在供给侧受到较大破坏的情况下,这种以商业银行体系信贷投放为主导的宏观政策会遇到很多问题:企业无法正常生产,随时因为疫情防控而中断;经过1.0时期的加杠杆,企业普遍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,信贷需求意愿非常低;大量企业在削减资本支出;银行变得也越来越谨慎,项目和客户储备普遍不足;房地产价格低迷,合格抵押品严重不足;居民和个体户等普惠群体信贷似乎已经饱和。
 
在此情况下,笔者建议政府采取具有救济性质的财政补贴。主要理由包括:1)从法理上说,居民在家或方舱隔离,企业停工停产,实际上是为了防控疫情公共服务而贡献的“正外部性”,理应得到补贴。2)疫情3.0阶段对经济冲击比较大,失业、破产等现象非常严重,迫切需要有力度的救济型政策。3)居民等如果继续通过普惠贷款等模式获取现金流,那么资产负债表会变得更加脆弱。无论是消费贷、按揭贷还是经营贷,都将成为居民债务。若政府直接发放补贴,对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具有改善效应的。4)继续以信贷投放为主的宏观政策,可能会造成私人过度借贷、政府过度投资、无效投资等问题。5)补贴措施可以提振民心与信心,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提振消费有积极作用。
 
至于发放补贴的方式,笔者认为应该向符合要求的特定群体(包括个人、个体户和小微企业)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。这样做的好处是:1)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补贴,可以直达个人账户,并且有迹可循,不会造成截留与寻租行为。2)数字人民币已经试点一年多,但市场上还没有形成足够的“货币需求”,恰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进行数字人民币大量投放,形成以“民生资产”为锚的货币发行。3)借此机会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,将公共机构的各类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,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系统,可以较好的对发放对象资格进行甄别。
 
总之在疫情3.0阶段,面向个体发放数字人民币是可行的。当然现实操作的难度也会比较大,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开始,都要有长远的准备。一旦以数字人民币为主的福利补贴和财政救助机制建立起来,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以利用。这样既扩大了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规模,又为宏观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一个重要工具。
责任编辑:宫锡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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